卷四内篇四

说林道，公也；学，私也。君子学以致其道，将尽人以达于天也。人者何？
聪明才力，分于形气之私者也。天者何？中正平直，本于自然之公者也。故曰道公而学私。
道同而术异者，韩非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之书，《列子》有《杨朱》之篇，墨者述晏婴之事；作用不同，而理有相通者也。述同而趣异者，子张难子夏之交，荀卿非孟子之说，张仪破苏秦之从。宗旨不殊，而所主互异者也。
渥洼之驹，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；合两渥洼之力，终不可致二千里。言乎绝学孤诣，性灵独至，纵有偏阙，非人所得而助也。两渥洼驹，不可致二千里；合两渥洼之力，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。言乎鸿裁绝业，各效所长，纵有牴牾，非人所得而私据也。
文辞非古人所重，草刨讨论，修饰润色，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：朔于尽善，不期于矜私也。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，以谓“后世谁知定吾文者”，是有意于欺世也。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，是使后世读一人之文，而获两善之益焉，所补岂不大乎？
司马迁袭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。非好同也，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司马迁点窜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，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，非好异也，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有事于此，询人端末，岂必责其亲闻见哉？张甲述所闻于李乙，岂盗袭哉？人心不同，如其面也。张甲述李乙之言，而声容笑貌，不能尽为李乙，岂矫异哉？
孔子学周公，周公监二代，二代本唐、虞，唐、虞法前。故曰“道之大原出于天。”盖尝观于山下出泉，沙石隐显，流注曲直，因微渐著，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；观于孩提呕哑，有声无言，形揣意求，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。
有一代之史，有一国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整齐故事，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，详《释通》、《答客问》。而一代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州县方志，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，详《方志》篇。而一国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谱牒不受史官成法，详《家史》篇。而一家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诸子体例不明，文集各私撰著，而一人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。
展喜受命于展禽，则却齐之辞，谓出展禽可也，谓出展喜可也。弟子承师说而著书，友生因咨访而立解，后人援古义而敷言，不必讳其所出，亦自无愧于立言者也。
子建好人讥诃其文，有不善者，应时改定；讥诃之言可存也，改定之文亦可存也。意卓而辞踬者，润丹青于妙笔；辞丰而学疏者，资卷轴于腹笥。
要有不朽之实，取资无足讳也！
陈琳为曹洪作书上魏太子，言破贼之利害，此意诚出曹洪，明取陈琳之辞，收入曹洪之集可也。今云：“欲令陈琳为书，琳顷多事，故竭老夫之恩。”又云：“怪乃轻其家丘，谓为倩人。”此掩著之丑也，不可入曹洪之集矣。
譬彼禽鸟，志识其身，文辞其羽翼也。有大鹏千里之身，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。鷃雀假雕鹗之翼，势未举而先踬矣，况鹏翼乎？故修辞不忌夫暂假，而贵有载辞之志识，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。噫！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！诸子一家之宗旨，文体峻洁，而可参他人之辞。文集，杂撰之统汇，体制兼该，而不敢入他人之笔。其故何耶？盖非文采辞致，不如诸子；而志识卓然，有其离文字而自立于不朽者，不敢望诸子也。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，虽入他人之代言，何伤乎！
庄周《让王》、《渔父》诸篇，辨其为真为赝；屈原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之赋，争其为玉为鷃.固矣夫！文士之见也！醴泉，水之似醴者也。天下莫不饮醴，而独恨不得饮醴泉。甚矣！世之贵夫似是而非者也！
著作之体，援引古义，袭用成文，不标所出，非为掠美，体势有所不暇及也。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，而无所藉重于所引之言；且所引者，并悬天壤，而吾不病其重见焉，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。考证之体，一字片言，必标所出。所出之书，或不一二而足，则必标最初者。譬如马、班并有，用马而不用班。最初之书既亡，则必标所引者。譬如刘向《七略》既亡，而部次见于《汉。艺文志》；阮孝绪《七录》既亡，而◆目见于《隋。经籍志》注。
则引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之文，必云《汉志》、《隋注》。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。书有并见，而不数其初，陋矣；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，使人观其所引，一似逸书犹存。罔矣。以考证之体，而妄援著作之义，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，谬矣。
文辞，犹三军也；志识，其将帅也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，而旌旗壁垒一新焉，固未尝物物而变，事事而更之也。知此意者，可以袭用成文，而不必己出者矣。
文辞，犹舟车也；志识，其乘者也。轮欲其固，帆欲其捷，凡用舟车，莫不然也；东西南北，存乎其乘者矣。知此义者，可以以我用文，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。
文辞，犹品物也；志识，其工师也。橙橘楂梅，庖人得之，选甘脆以供笾实也；医师取之，备药毒以疗疾疢也。知此义者，可以同文异取，同取异用，而不滞其迹者矣。古书断章取义，各有所用，拘儒不达，介介而争。
文辞，犹金石也；志识，其炉锤也。神奇可化臭腐，臭腐可化神奇。知此义者，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。有所得者即神奇，无所得者即臭腐。
文辞，犹财货也；志识，其良贾也。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则贾术通于神明。知此义者，可以斟酌风尚而立言矣。风尚偏趋，贵有识者持之。
文辞，犹药毒也；志识，其医工也。疗寒以热，热过而厉甚于寒；疗热以寒，寒过而厉甚于热。良医当实甚，而已有反虚之忧，故治偏不激，而后无余患也。
知此义者，可以拯弊而处中矣。
转桔槔之机者，必周上下前后而运之。上推下挽，力所及也；正前正后，力不及也。倍其推，则前如坠；倍其挽，则后如跃；倍其力之所及，以为不及之地也。人之聪明知识，必有力所不及者，不可不知所倍以为之地也。
五味之调，八音之奏，贵同用也。先后尝之，先后听之，不成味与声矣。
邮传之达，刻漏之宜，贵接续也。并驰同止，并直同休，不成邮与漏矣。书有数人共成者，历先后之传而益精，获同时之助而愈疏也。先后无争心，而同时有胜气也；先后可授受，而同时难互喻也；先后有补救，而同时鲜整暇也。
人之有能有不能者，无论凡庶圣贤，有所不免者也。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，则所求者，可以无弗得也。主义理者拙于辞章，能文辞者疏于征实，三者交讥而未见有已也。义理存乎识，辞章存乎才，征实存乎学，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。一人不能兼，而咨访以为功，未见古人绝业不可复绍也。
私心据之，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，则三者不相为功，而且以相病矣。所谓好古者，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，正以今不殊古，而于因革异同，求其折衷也。古之糟魄，可以为今之精华。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，因糟魄之存，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。如类书本无深意，古类书尤不如后世类书之详备；然援引古书，为后世所不可得者，藉是以存，亦可贵宝矣。古之疵病，可以为后世之典型；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，因疵病之存，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。如《论衡》最为偏驳，然所称说，有后世失其传者，未尝不藉以存。是则学之贵于考征者，将以明其义理尔。
出辞气，斯远鄙悖矣。悖者修辞之罪人，鄙则何以必远也？不文则不辞，辞不足以存，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。诸子百家，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，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。理不悖而鄙于辞，力不能胜；辞不鄙而悖于理，所谓五谷不熟，不如荑稗也。理重而辞轻，天下古今之通义也。然而鄙辞不能夺悖理，则妍媸好恶之公心，亦未尝不出于理故也。波者水之风，风者空之波，梦者心之华，文者道之私。止水无波，静空无风，至人无梦，至文无私。
演口技者，能于一时并作人畜、水火、男妇、老稚千万声态，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。千万声态，齐于人耳，势必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耳者以为止，故操约而致声多也。工绘事者，能于尺幅并见远近、浅深、正侧、回互千万形状，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。千万形状齐于人目，势亦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目者以为止，故笔简而著形众也。夫声色齐于耳目，义理齐于人心，等也。
诚得义理之所齐，而文辞以是为止焉，可以与言著作矣。
天下有可为其半，而不可为其全者。偏枯之药，可以治偏枯；倍其偏枯之药，不可以起死人也。此说见《吕氏春秋》。天下有可为其全，而不可为其半者。樵夫担薪两钧，捷步以趋，去其半而不能行；非力不足，势不便也。风尚所趋，必有其弊，君子立言以救弊，归之中正而已矣。惧其不足夺时趋也，而矫之或过，则是倍用偏枯之药而思起死人也。仅取救弊，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，则是担薪去半，而欲恤樵夫之力也。
十寸为尺，八尺曰寻。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寻，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寻者，积小易差也。一夫之力，可耕百亩，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亩者，集长易举也。学问之事，能集所长，而不泥小数，善矣。
风会所趋，庸人亦能勉赴；风会所去，豪杰有所不能振也。汉廷重经术，卒史亦能通六书，吏民上书，讹误辄举劾。后世文学之士，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。
义之俗书，见讥韩氏。韩氏又云：“为文宜略识字。”岂后世文学之士，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？风会使然也。越人相矜以燕语，能为燕语者，必其熟游都会，长于阅历，而口舌又自调利过人者也。及至燕，则庸奴贱婢，稚女髫童，皆燕语矣。以是矜越语之丈夫，岂通论哉？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羞称五霸。必谓五尺童子，其才识过于管仲、狐、赵诸贤焉，夫子之所不许也。五谷之与稊稗，其贵贱之品，有一定矣。然而不熟之五谷，犹逊有秋之稊稗焉。而托一时风会所趋者，诩然自矜其途辙，以谓吾得寸木，实胜彼之岑楼焉，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。尊汉学，尚郑、许，今之风尚如此；此乃学古，非即古学也。居然唾弃一切，若隐有所恃。王公之仆圉，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。而是仆圉也，出入朱门甲第，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：“吾门大。”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，以请治于王公，王公亦必挞而楚之，以谢闲家之不饬也。学问不求有得，而矜所托以为高，王公仆圉之类也。
“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”，有子以谓非君子之言。然则有为之言，不同正义，圣人有所不能免也。今之泥文辞者，不察立言之所谓，而遽断其是非，是欲责人才过孔子也。
《春秋》讥佞人。《公羊传》。夫子尝曰：“恶佞口之覆邦家者。”是佞为邪僻之名矣。或人以为“雍也仁而不佞”。或人虽甚愚，何至惜仁人以不能为邪僻？且古人自谦称不佞，岂以不能邪僻为谦哉？是则佞又聪明才辨之通称也。荀子著《性恶》，以谓圣人为之“化性而起伪”。伪于六书，人为之正名也。荀卿之意，盖言天质不可恃，而学问必藉于人为，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。而世之罪荀卿者，以谓诬圣为欺诳，是不察古人之所谓，而遽断其是非也。古者文字无多，转注通用，义每相兼。诸子著书，承用文字，各有主义，如军中之令，官司之式，自为律例；其所立之解，不必彼此相通也。屈平之灵修，庄周之因是，韩非之参伍，鬼谷之捭阖，苏张之纵衡，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。佛家之根、尘、法、相，法律家之以、准、皆、各、及、其、即、若，皆是也。
冯煖问孟尝君，收责反命，何市而归？则曰：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学问经世，文章垂训，如医师之药石偏枯，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。以学问文章，徇世之所尚，是犹既饱而进粱肉，既暖而增狐貉也。非其所长，而强以徇焉，是犹方饱粱肉，而进以糠秕；方拥狐貉，而进以裋褐也。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，吾见亦罕矣。
宝明珠者，必集鱼目；尚美玉者，必竞碔砆.是以身有一影，而罔两居二三也。罔两乃影旁微影，见《庄子》注。然而鱼碔砆之易售，较之明珠美玉为倍捷也。珠玉无心，而碔砆有意，有意易投也。珠玉难变，而碔砆能随，能随易合也。珠玉自用，而碔砆听用，听用易惬也。珠玉操三难之势而无一定之价，碔砆乘三易之资而求价也廉，碔砆安得不售，而珠玉安得不弃乎？鸩之毒也，犀可解之；瘴之厉也，槟榔苏之。有鸩之地，必有犀焉；瘴厉之乡，必有槟榔。天地生物之仁，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。汉儒传经贵专门，专门则渊源不紊也。其弊专己守残，而失之陋。刘歆《七略》，论次诸家流别，而推《官礼》之遗焉，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。唐世修书置馆局，馆局则各效所长也。
其弊则漫无统纪，而失之乱。刘知几《史通》，扬榷古今利病，而立法度之准焉，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。学问文章，随其风尚所趋，而瘴厉时作者，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。
所虑夫药者，为其偏于治病，病者服之可愈，常人服之，或反致于病也。
夫天下无全功，圣人无全用。五谷至良贵矣，食之过乎其节，未尝不可以杀人也。是故知养生者，百物皆可服。知体道者，诸家皆可存。六经三史，学术之渊源也。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。
学问文章，聪明才辨，不足以持世；所以持世者，存乎识也。所贵乎识者，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，知其所偏之中，亦有不得而废者焉。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，知己所擅之长，亦有不足以该者焉。不得而废者，严于去伪，风尚所趋，不过一偏，惟伪托者，并其偏得亦为所害。而慎于治偏，真有得者，但治其偏足矣。则可以无弊矣。不足以该者，阙所不知，而善推能者；无有其人，则自明所短，而悬以待之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充类至尽，圣人有所不能，庸何伤乎？
今之伪趋逐势者，无足责矣。其间有所得者，遇非己之所长，则强不知为知，否则大言欺人，以谓此外皆不足道。夫道大如天，彼不几天者，曾何足论。己处门内，偶然见天，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，有是理乎？曾见其人，未暇数责。亦可以无欺于世矣。夫道公而我独私之，不仁也；风尚所趋，循环往复，不可力胜，乃我不能持道之平，亦入循环往复之中，而思以力胜，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不足以言学也。不足言学，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。
知难为之难乎哉？知之难乎哉？夫人之所以谓知者，非知其姓与名也，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；读其书，知其言，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。读其书者，天下比比矣；知其言者，千不得百焉。知其言者，天下寥寥矣；知其所以为言者，百不得一焉。然而天下皆曰：我能读其书，知其所以为言矣。此知之难也。人知《易》为卜筮之书矣，夫子读之，而知作者有忧患，是圣人之知圣人也；人知《离骚》为词赋之祖矣，司马迁读之，丽悲其志，是贤人之知贤人也。夫不具司马迁之志，而欲知屈原之志，不具夫子之忧，而欲知文王之忧，则几乎罔矣。然则古之人，有其忧与其志，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、志其志，而因以湮没不章者，盖不少矣。
刘彦和曰：“《储说》始出，《子虚》初成，秦皇、汉武恨不同时；既同时矣，韩囚马轻。”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。夫李斯之严畏韩非，孝武之俳优司马，乃知之深，处之当，而出于势之不得不然，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。贾生远谪长沙，其后召对宣室，文帝至云：“久不见生，自谓过之”，见之乃知不及。
君臣之际，可谓遇矣；然不知其治安之秦，而知其鬼神之对，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。刘知几负绝世之学，见轻时流，及其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可谓遇矣；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，议史事则一言不合，所谓迹相知而心不知也。夫迹相知者，非如贾之知而不用，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。
心相知者，非如马之狎而见轻，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。丈夫求知于世，得如韩、马、贾、刘，亦云盛矣；然而其得如彼，其失如此。若可恃，若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；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。
庄子曰：“天下之治方术者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。”夫“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，而不能相通”。而皆以己之所治，为不可加，是不自知之过也。
天下鲜自知之人，故相知者少也。凡封己护前不服善者，皆不甚自知者也。
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《古战场文》，以谓文章有真赏。夫言根于心，其不同也如面。颖士不能一见而决其为华，而漫云华足以及此，是未得谓之真知也。
而世之能具萧氏之识者，已万不得一；若夫人之学业，固有不止于李华者，于世奚赖焉？凡受成形者，不能无殊致也；凡禀血气者，不能无争心也。有殊致，则入主出奴，党同伐异之弊出矣。有争心，则挟恐见破，嫉忌诋毁之端开矣，惠子曰：“奔者东走，追者亦东走；东走虽同，其东走之心则异。”今同走者众矣，亦能知同走之心欤？若可恃，若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；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。
欧阳修尝慨《七略》四部，目存书亡，以谓其人之不幸。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。然自获麟以来，著作之业，得如马迁、班固，斯为盛矣。迁则藏之名山，而传之其人，固则女弟卒业，而马融伏阁以受其书，于今犹日月也。
然读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书，而察徐广、裴駰、服虔、应劭诸家之诂释，其间不得迁、固之意者，十常三四焉。以专门之攻习，犹未达古人之精微，况泛览所及，爱憎由己耶？夫不传者，有部目空存之慨；其传者，又有推求失旨之病，与爱憎不齐之数。若可恃，著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；此身后之知所以难言也。
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，情也。情之所以可贵者，相悦以解也。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，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；不得生而隆遇合于当时，亦将殁而俟知己于后世。然而有其理者，不必有其事；接以迹者，不必接以心。若可恃，若不可恃；若可知，若不可知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嗟乎！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，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。夫鷃鹊啁啾，和者多也。茅苇黄白，靡者众也。凤高翔于千仞，桐孤生于百寻，知其寡和无偶，而不能屈折以从众者，亦势也。是以君子发愤忘食，暗然自修，不知老之将至，所以求适吾事而已；安能以有涯之生，而逐无涯之毁誉哉？
释通《易》曰：“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”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，同人之时，能达天下之志也。《书》曰：“乃命重、黎，绝地天通。”说者谓人神不扰，各得其序也。夫先王惧人有匿志，于是乎以文明出治，通明伦类，而广同人之量焉；先王惧世有梦治，于是乎以人官分职，绝不为通，而严畔援之防焉。自六卿分典，五史治书，内史、外史、太史、小史、御史。学专其师，官守其法，是绝地天通之义也。数会于九，书要于六，杂物撰德，同文共轨，是达天下志之义也。
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汉氏之初，《春秋》分为五，《诗》分为四；然而治《公羊》者，不议《左》、《谷》；业韩《诗》者，不杂齐、鲁，专门之业，斯其盛也。自后师法渐衰，学者聪明旁溢，异论纷起。于是深识远览之士，惧《尔雅》训诂之篇，不足以尽绝代离辞，同实殊号，而缀学之徒，无由汇其指归也；于是总《五经》之要，辨六艺之文，石渠《杂议》之属，班固《艺文志》《五经杂议》十八篇。始离经而别自为书，则通之为义所由仿也。刘向总校《五经》，编录三礼，其于戴氏诸记，标分品目，以类相从，而义非专一；若《檀弓》、《礼运》诸篇，俱题通论，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。《隋志》有《五经通义》八卷，注，梁有九卷，不著撰人。《唐志》有刘向《五经通义》九卷，然唐以前，记传无考。
班固承建初之诏，作《白虎通义》；《儒林传》称《通义》，固本传称《通德论》，后人去义字，称《白虎通》，非是。应劭愍时流之失，作《风俗通义》。
盖章句训诂，末流浸失，而经解论议家言，起而救之。二子为书，是后世标通之权舆也。自是依经起义，则有集解、杜预《左传》、范宁《谷梁》、何晏《论语》。集注、荀爽《九家易》、崔灵恩《毛诗》、孔伦裴松之《丧服经传》。异同、许慎（五经异义》、贺玚《五经异同评》。然否何休《公羊墨守》、郑玄《驳议》、谯周《五经然否论》。诸名；离经为书，则有六艺、郑玄论。圣证、王肃论。匡谬、唐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。兼明宋邱光庭《兼明书》。诸目。其书虽不标通，而体实存通之义，经部流别，不可不辨也。若夫尧、舜之典，统名《夏书》；《左传》称《虞书》为《夏书》。
马融、郑玄、王肃三家，首篇皆题《虞夏书》。伏生《大传》，首篇亦题《虞夏传》。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不从周记；《太史》百三十篇，自名一子；本名《太史公书》，不名《史记》也。班固《五行》、《地理》，上溯夏、周。《地理》始《禹贡》，《五行》合《春秋》，补司马迁之阙略，不必以汉为断也。
古人一家之言，文成法立，离合铨配，推理是视，固未尝别为标题，分其部次也。梁武帝以迁、固而下，断代为书，于是上起三皇，下讫梁代，撰为《通史》一编，欲以包罗众史。史籍标通，此滥觞也。嗣是而后，源流渐别。总古今之学术，而纪传一规乎史迁，郑樵《通志》作焉；《通志》精要，在乎义例。盖一家之言，诸子之学识，而寓于诸史之规矩，原不以考据见长也。后人议其疏陋，非也。统前史之书志，而撰述取法乎官《礼》，杜佑《通典》作焉；《通典》本刘秩《政典》。合纪传之互文，纪传之文，互为详略。而编次总括乎荀、袁，荀悦《汉纪》三十卷，袁宏《后汉纪》三十卷，皆易纪传为编年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作焉；汇公私之述作，而铨录略仿乎孔、萧，孔◆《文苑》百卷、昭明太子萧统《文选》三十卷。裴◆《太和通选》作焉。此四子者，或存正史之规，《通志》是也。自《隋志》以后，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。或正编年之的，《通鉴》。或以典故为纪纲，《通典》。
或以词章存文献，《通选》。史部之通，于斯为极盛也。大部总达，意存掌故者，当隶史部，与论文家言不一例。至于高氏《小史》、唐元和中，高峻及子迥。姚氏《统史》唐姚康复。之属，则撙节繁文，自就隐括者也。罗氏《路史》、宋罗泌。邓氏《函史》明邓元锡，之属，则自具别裁，成其家言者也。谯周《古史考》、苏辙《古史》、马◆《绎史》之属，皆采摭经传之书，与通史异。范氏《五代通录》，宋范质以编年体，纪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事实。熊氏《九朝通略》，宋熊克合吕夷简《三朝国史》、王伟《两朝国史》、李焘洪迈等《四朝国史》，以编年体为九朝书。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；易姓为代，传统为朝，李氏《南、北史》，李延寿。薛欧《五代史》，薛居正、欧阳修俱有《五代史》。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。已上二类，虽通数代，终有限断，非如梁武帝之《通史》，统合古今。其余纪传故事之流，补缉纂录之策，纷然杂起。虽不能一律以绳，要皆仿萧梁《通史》之义，而取便耳日，史部流别，不可不知也。夫师法失传，而人情怯于复古，末流浸失，而学者囿于见闻。训诂流而为经解，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，应劭《风俗通义》、蔡邕《独断》之类。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，程、朱语录，记者有未别择处，及至再传而后浸失，故曰俗儒。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。蒙存浅达之类，支离蔓衍，甚于语录。不知者习而安焉，知者鄙而斥焉，而不知出于经解之通，而失其本旨者也。载笔汇而有通史，一变而流为史钞，小史统史之类，但节正史，并无别裁，当入史钞。向来著录，入于通史，非是。史部有史钞，始于《宋史》。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，《文献通考》之类，虽仿《通典》，而分析次比，实为类书之学。书无别识通裁，便于对策敷陈之用。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。《纲鉴合纂》及《时务策括》之类。不知者习而安焉，知者鄙而斥焉，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，而亡其大原者也。且《七略》流而为四部，类例显明，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。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，则经不为经，子不成子也；策括类摘之淆杂，则史不成史，集不为集也。四部不能收，九流无所别，纷坛杂出，妄欲附于通裁，不可不严其辨也。夫古人著书，即彼陈编，就我创制，所以成专门之业也。后人并省凡目，取便检阅，所以入记诵之陋也。夫经师但殊章句，即自名家；费直之《易》，申培之《诗》，《儒林传》言其别无著述训诂，而《艺文志》有《费氏说》、《申公鲁诗》，盖即口授章句也。史书因袭相沿，无妨并见；如史迁本《春秋》、《国策》诸书，《汉书》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，当时两书并存，不以因袭为嫌。专门之业，别具心裁，不嫌貌似也。剿袭讲义，沿习久而本旨已非，明人修《大全》，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。摘比典故，原书出而舛讹莫掩。记诵之陋，漫无家法，易为剽窃也。然而专门之精，与剽窃之陋，其相判也，盖在几希之间，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。
通史之修，其便有六：一曰免重复，二曰均类例，三曰便铨配，四曰平是非，五曰去牴牾，六曰详邻事。其长有二：一曰具剪裁，二曰立家法。其弊有三：一曰无短长，二曰仍原题，三曰忘标目。何谓免重复？夫鼎革之际，人物事实，同出并见。胜国无征，新王兴瑞，即一事也；前朝草窃，新主前驱，即一人也。
董卓、吕布，范、陈各为立传，禅位册诏，梁、程并载全文，所谓复也。《通志》总合为书，事可互见，文无重出，不亦善乎？何谓均类例？夫马立《天官》，班创《地理》；《齐志。天文》，不载推步；《唐书。艺文》，不叙渊源。依古以来，参差如是。郑樵著《略》，虽变史志章程，自成家法；但六书七音，原非沿革，昆虫草木，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？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，则例由义起，自就隐括。《隋书。五代史志》，梁、陈、北齐、周、隋。终胜沈、萧、魏氏之书矣。沈约《宋志》、萧子显《南齐志》、魏收《魏志》，皆参差不齐也。何谓便铨配？包罗诸史，制度相仍；推人物挺生，各随时世。自后妃宗室，标题著其朝代；至于臣下，则约略先后，以次相比。《南、北史》以宗室分冠诸臣之上，以为识别。欧阳《五代史》，始标别朝代。然子孙附于祖父，世家会聚宗支。《南、北史》王谢诸传，不尽以朝代为断。一门血脉相承，时世盛衰，亦可因而见矣。即楚之屈原，将汉之贾生同传；周之太史，偕韩之公子同科；古人正有深意，相附而彰，义有独断，末学肤受，岂得从而妄议耶？
何谓平是非？夫曲直之中，定于易代。然晋史终须帝魏，而周臣不立韩通；虽作者挺生，而国嫌宜慎，则亦无可如何者也。惟事隔数代，而衡鉴至公，庶几笔削平允，而折衷定矣。何谓去牴牾？断代为书，各有裁制，详略去取，亦不相妨。惟首尾交错，互有出入，则牴牾之端，从此见矣。居摄之事，班殊于范；二刘始末，刘表、刘焉。范异于陈。统合为编，庶几免此。
何谓详邻事？僭国载纪，四裔外国，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；而正朔纪传，断代为编，则是中朝典故居全，而藩国载纪乃参半也。惟南北统史，则后梁、东魏悉其端，而五代汇编，斯吴、越、荆、潭终其纪也。凡此六者，所谓便也。何谓具剪裁？通合诸史，岂第括其凡例，亦当补其缺略，截其浮辞，平突填砌，乃就一家绳尺。若李氏《南、北》二史，文省前人，事详往牒，故称良史。
盖生乎后代，耳目闻见，自当有补前人，所谓凭藉之资，易为力也。何谓立家法？陈编具在，何贵重事编摩？专门之业，自具体要。若郑氏《通志》，卓识名理，独见别裁，古人不能任其先声，后代不能出其规范。虽事实无殊旧录，而辨名正物，诸子之意，寓于史裁，终为不朽之业矣。凡此二者，所谓长也。
何谓无短长？纂辑之书，略以次比，本无增损，但易标题，则刘知几所谓“学者宁习本书，怠窥新录”者矣。何谓仍原题？诸史异同，各为品目，作者不为更定，自就新裁。《南史》有《孝义》而无《列女》，详《列女》篇。《通志》称《史记》以作时代，《通志》汉、魏诸人，皆标汉、魏，称时代，非称史书也。
而《史记》所载之人，亦标《史记》，而不标时代，则误仍原文也。一隅三反，则去取失当者多矣。何谓忘题目？帝王、后妃、宗室、世家，标题朝代，其别易见。臣下列传，自有与时事相值者，见于文词，虽无标别，但玩叙次，自见朝代。至于《独行》、《方伎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列女》诸篇，其人不尽涉于世事，一例编次。若《南史》吴逵、韩灵敏诸人，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？凡此三者，所谓弊也。
《说文》训通为达，自此之彼之谓也。通者，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。读《易》如无《书》，读《书》如无《诗》。《尔雅》治训诂，小学明六书，通之谓也。
古人离合撰著，不言而喻。汉人以通为标目，梁世以通入史裁，则其体例，盖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。杜佑以刘秩《政典》为未尽，而上达于三五，《典》之所以名通也。奈何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，亦标其名谓之《国朝通典》乎？既曰国朝，画代为断，何通之有？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。六卿联事，职官之书，亦有通之义也。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职守，亦名其书谓之《宪台通纪》耶？又地理之学，自有专门，州郡志书，当隶外史。
详《外篇。毫州志议》。前明改元代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，所隶府州县卫，各有本志。使司幅员既广，所在府县，惧其各自为书，未能一辙也，于是哀合所部，别为通志。通者，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。奈何修通志者，取府、州、县、山、川、人、物，分类为编，以府领县，以县领事实人文，摘比分标，不相联合？如是为书，则读者但阅府县本志可矣，又何所取于通哉？夫通史人文，上下千年，然而义例所通，则隔代不嫌合撰。使司所领，不过数十州县，而斤斤分界，惟恐越畔为虞，良由识乏通材，遂使书同胥史矣。横通通人之名，不可以概拟也，有专门之精，有兼览之博。各有其不可易，易则不能为良；备有其不相谋，谋则不能为益。然通之为名，盖取譬于道路，四冲八达，无不可至，谓之通也。亦取其心之所识，虽有高下、偏全、大小、广狭之不同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，故曰通也。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，不可达于大道，而亦不得不谓之通，是谓横通。横通之与通人，同而异，近而远，合而离。
老贾善于贩书，旧家富于藏书，好事勇于刻书，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。礼失求野，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，固君子之所必访也。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，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。所接名流既多，习闻清言名论，而胸无智珠，则道听涂说，根底之浅陋，亦不难窥。周学士长发，以此辈人谓之横通，其言奇而确也。故君子取其所长，而略其所短，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。无如学者陋于闻见，接横通之议论，已知疾雷之破山，遂使鱼目混珠，清流无别。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，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。江湖挥麈，别开琴工碑匠家风，君子所宜慎流别也。徐生善礼容，制氏识铿锵。汉廷讨论礼乐，虽宿儒耆学，有不如徐生、制氏者矣。议礼乐者，岂可不与相接？然石渠天禄之议论，非徐生、制氏所得参也。此亦礼乐之横通者也。
横通之人可少乎？不可少也。用其所通之横，以佐君子之纵也。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。则如徐生之礼容，制氏之铿锵，为补于礼乐，岂少也哉？无如彼不自知其横也，君子亦不察识其横也。是礼有玉帛，而织妇琢工，可参高堂之座；乐有钟鼓，而熔金制革，可议河间之记也。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别，而横通不可以强附清流，斯无恶矣。
评妇女之诗文，则多假借，作横通之序跋，则多称许。一则怜其色，一则资其用也。设如试院之糊名易书，俾略知臭味之人，详晰辨之，有不可欺者矣。虽然，妇女之诗文，不过风云月露，其陋易见；横通之序跋，则称许学术。一言为智为不智，君子于斯，宜有慎焉。
横通之人，无不好名。好名者，陋于知意者也。其所依附，必非第一流也。有如师旷之聪，辨别通于鬼神，斯恶之矣。故君子之交于横通也，不尽其欢，不竭其忠；为有试之誉，留不尽之辞，则亦足以相处矣。
繁称尝读《左氏春秋》，而苦其书人名字，不为成法也。夫幼名，冠字，五十以伯仲，死谥，周道也。此则称于礼文之言，非史文述事之例也。左氏则随意杂举，而无义例；且名字谥行以外，更及官爵封邑，一篇之中，错出互见。苟非注释相传，有受授至今，不复识为何如人。是以后世史文，莫不钻仰左氏，而独于此事，不复相师也。
史迁创列传之体，列之为言，排列诸人为首尾，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。然而列人名目，亦有不齐者，或爵，淮阴侯之类。或官，李将军之类。或直书名；虽非左氏之错出，究为义例不纯也。或曰：迁有微意焉。夫据事直书，善恶自见，《春秋》之意也。必标目以示褒贬，何怪沈约、魏收诸书，直以标题为戏哉！况七十列传，称官爵者，偶一见之，余并直书姓名，而又非例之所当贬；则史迁创始之初，不能无失云尔。必从而为之辞，则害于道矣。
唐末五代之风诡矣，称人不名不姓，多为谐隐寓言，观者乍览其文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如李曰陇西，王标琅琊，虽颇乖忤，犹曰著郡望也。庄姓则称漆园，牛姓乃你太牢，则诙嘲谐剧，不复成文理矣。凡斯等类，始于骈丽华词，渐于尺牍小说，而无识文人，乃用之以记事；宜乎试牍之文，流于茁轧，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。
自欧、曾诸君，扩清唐末五季之诡僻，而宋、元三数百年，文辞虽有高下，气体皆尚清真，斯足尚矣。而宋人又自开其纤诡之门者，则尽人而有号，一号不止，而且三数未已也。夫上古淳质，人止有名而已。周道尚文，幼名冠字。故卑行之于尊者，多避名而称字。故曰字以表德。不足而加之以号，则何说也？流及近世。风俗日靡，始则去名而称字，渐则去字而称号；于是卑行之于所尊，不但讳名，且讳其字，以为触犯，岂不谄且渎乎？孔子曰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”称号讳字，其不正不顺之尤者乎！
号之原起，不始于宋也。春秋、战国，盖已兆其端矣。陶朱、鸱夷子皮，有所托而逃焉者也。鶡冠、鬼谷诸子，自隐姓名，人则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号也。
皆非无故而云然也。唐开元间，宗尚道教，则有真人赐号，南华、冲虚之类。法师赐号，叶靖法师之类。女冠赐号，太真王妃之类。僧伽赐号。
三藏法师之类。三藏在太宗时，不始开元，今以类举及之。此则二氏之徒所标榜，后乃逮于隐逸，陈抟、林逋之类。寻播及于士流矣。然出朝廷所赐，虽非典要，犹非本人自号也。度当日所以荣宠之意，已死者同于谥法，未死者同于头衔，盖以空言相赏而已矣。
自号之繁，仿于郡望，而沿失于末流之已甚者也。盖自六朝门第争标郡望，凡称名者，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贯，而惟以族姓著望，冠于题名，此刘子玄之所以反见笑于史官也。沿之既久，则以郡望为当时之文语而已矣。既以文语相与鲜新，则争奇吊诡，名随其意，自为标榜。故别号之始，多从山泉林薮以得名，此足征为郡望之变，而因托于所居之地者然也。渐乃易为堂轩亭苑，则因居地之变，而反托于所居之室者然也。初则因其地，而后乃不必有其地者，造私臆之山川矣。
初或有其室，而后乃不必有此室者，构空中之楼阁矣。识者但知人心之尚诡，而不知始于郡望之滥觞，是以君子恶夫作俑也。
峰泉溪桥，楼亭轩馆，亦既繁复而可厌矣，乃又有出于谐声隐语，此则宋、元人之所未及开，而其风实炽于前明至近日也。或取字之同音者为号，或取字形离合者为号。夫盗贼自为号者，将以惑众也；赤眉、黄巾，其类甚多。娼优自为号者，将以媚客也。燕莺娟素之类甚多，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，而纷纷称号焉，其亦不思而已矣。
逸囚多改名，惧人知也；出婢必更名，易新主也。故屡逸之囚，转卖之婢，其名必多，所谓无如何也。文人既已架字而立号，苟有寓意，不得不然，一已足矣。顾一号不足，而至于三且五焉。噫！可谓不惮烦矣。
古人著书，往往不标篇名。后人校雠，即以篇首字句名篇。不标书名，后世校雠，即以其人名书。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。其有篇名书名者，皆明白易晓，未尝有意为吊诡也。然而一书两名，先后文质，未能一定，则皆校雠诸家，易名著录，相沿不察，遂开歧异；初非著书之人，自尚新奇，为吊诡也。
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，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，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，有书本偏而为人全称者，学者不可不知也。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，《老子》本元经名，而书尊《道德》；《庄子》本以人名，而书著《南华》之类是也。汉称《庄子》。唐则敕尊《南华真经》，在开元时《隋志》已有《南华》之目。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，刘安之书，本名《鸿烈解》，而《汉志》但著《淮南内外》；蒯通之书，本名《隽永》，而《汉志》但著《刚通》本名之类是也。《隽永》八十一首，见本传，与志不符。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，《吕氏春秋》有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而后人或称《吕览》，《屈原》二十五篇，《离骚》特其首篇，而后世竟称《骚赋》之类是也。刘向名之《楚辞》，后世遂为专部。书名本偏而为人全称者，《史记》为书策纪载总名，而后人专名《太史公书》；孙武八十余篇，有图有书，而后人即十三篇称为《孙子》之类是也。此皆校雠著录之家所当留意。已详《校雠通义》。虽亦质文升降，时会有然，而著录之家，不为别白，则其流弊，无异别号称名之吊诡矣。
子史之书，名实同异，诚有流传而不能免者矣。集部之兴，皆出后人缀集，故因人立名，以示志别，东京讫于初唐，无他歧也。中叶文人，自定文集，往往标识集名，《会昌一品》、元白《长庆》之类，抑亦支矣。然称举年代，犹之可也。或以地名，杜牧《樊川集》，独孤及《毗陵集》之类。或以官名，韩偓《翰林集》。犹有所取。至于诙谐嘲弄，信意标名，如《锦囊》、李松。《忘筌》、杨怀玉。《披沙》、李咸用。《屠龙》熊皦。《聱书》、沈颜。《漫编》，元结。
纷纷标目，而大雅之风，不可复作矣。
子史之书，因其实而立之名，盖有不得已焉耳。集则传文之散著者也。
篇什散著，则皆因事而发，各有标题，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。故集诗集文，因其散而类为一人之言，则即人以名集，足以识矣。上焉者，文虽散而宗旨出于一，是固子史专家之遗范也；次焉者，文墨之佳，而萃为一，则亦雕龙技曲之一得也。其文与诗，既以各具标名，则固无庸取其会集之诗文而别名之也。人心好异，而竞为际题，固已侈矣。至于一名不足，而分辑前后，离析篇章，或取历官资格，或取游历程途，富贵则奢张荣显，卑徽则酝酿寒酸，巧立名目，横分字号；遂使一人诗文，集名无数，标题之录，靡于文辞，篇卷不可得而齐，著录不可从而约；而问其宗旨，核其文华，黄茅白苇，毫发无殊。是宜概付丙丁，岂可猥尘甲乙者乎？欧、苏诸集，已欠简要，犹取文足重也。近代文集，逐狂更甚，刚无理取闹矣。
匡谬书之有序，所以明作书之旨也，非以为观美也；序其篇者，所以明一篇之旨也。至于篇第相承，先后次序，古人盖有取于义例者焉，亦有无所取于义例者焉，约其书之旨而为之，无所容勉强也。《周易。序卦》二篇，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义，《干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蒙》而下，承受各有说焉。
《易》义虽不尽此，此亦《易》义所自具，而非强以相加也。吾观后人之序书，则不得其解焉。书之本旨，初无篇第相仍之义例，观于古人而有慕，则亦为之篇序焉。猥填泛语，强结韵言，以为故作某篇第一，故述某篇第二，自谓淮南、太史、班固、扬雄，何其惑耶？夫作之述之，诚闻命矣。故一故二，其说又安在哉？且如《序卦》，《屯》次《干》、《坤》，必有其义。盈天地间惟万物，《屯》次《干》、《坤》之义也。故受之以《屯》者，盖言不可受以《需》、《讼》诸卦，而必受以《屯》之故也。《蒙》、《需》以下，亦若是焉而已矣。此《序卦》之所以称次第也。后人序篇，不过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。必于甲前乙后，强以联缀为文，岂有不可互易之理，如《屯》、《蒙》之相次乎？是则慕《易》序者，不如序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为得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篇次，岂尽无义例哉？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则无是也。六艺垂教，其揆一也，何必优于《易》序，而歉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乎？赵岐《孟子篇序》，尤为穿凿无取。
夫书为象数而作者，其篇章可以象数求也。其书初不关乎象数者，必求象数以实之，则凿矣。《易》有两仪四象，八八相生，其卦六十有四，皆出天理之自然也。《太玄》九九为八十一，《潜虚》五五为二十五，拟《易》之书，其数先定，而后搞文，故其篇章，同于兵法之部伍，可约而计也。司马迁著百三十篇，自谓绍名世而继《春秋》，信哉，三代以后之绝作矣。然其自拟，则亦有过焉者也。本纪十二，隐法《春秋》之十二公也。《秦纪》分割庄襄以前，别为一卷，而末终汉武之世，为作《今上本纪》，明欲分占篇幅，欲副十二之数也。夫子《春秋》，文成法立，纪元十二，时世适然，初非十三已盈，十一则歉也。汉儒求古，多拘于迹，识如史迁，犹未能免，此类是也。然亦本纪而已，他篇未必皆有意耳。而治迁书者之纷纷好附会也，则白十二本纪，法十二月也，八书法八风，十表法十干，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，七十列传法七十二候，百三十篇法一岁加闰，此则支离而难喻者矣。
就如其说，则表法十干，纪当法十二支，岂帝纪反用地数，而王侯用天数乎？
岁未及三，何以象闰？七十二候，何以缺二？循名责实，触处皆矛盾矣。然而子史诸家，多沿其说，或取阴阳奇偶，或取五行生成，少则并于三五，多或配至百十，宁使续凫断鹤，要必象数相符。孟氏七篇，必依七政；屈原《九歌》，难合九章。近如邓氏《函史》之老阳少阳，《景岳全书》之八方八阵，则亦几何其不为儿戏耶？
古人著书命篇，取辨甲乙，非有深意也；六艺之文，今具可识矣。盖有一定之名，与无定之名，要皆取辨甲乙，非有深意也。一定之名，典谟、贡、范之属是也；《帝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，皆古经定名。
他如《多方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梓材》之类，皆非定名。无定之名，《风》诗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属是也。皆以章首二字为名。诸子传记之书，亦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，随文起例，不可胜举；其取辨甲乙，而无深意，则大略相同也。象数之书，不在其例。夫子没而微言绝，《论语》二十篇，固六艺之奥区矣；然《学而》、《为政》诸篇目，皆取章首字句标名，无他意也。《孟子》七篇，或云万章之徒所记，或云孟子自著，要亦诵法《论语》之书也。
《梁惠王》与《公孙丑》之篇名，则亦章首字句，取以标名，岂有他哉？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，而过求篇外之标题，则于义为凿也。师弟问答，自是常事，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，何足异哉？说者以为卫灵公与季氏，乃当世之诸侯大夫，孔子道德为王者师，故取以名篇，与《公冶》、《雍也》诸篇，等于弟子之列尔；《孟子》篇名有《梁惠王》、《滕文公》，皆当世之诸侯，而与《万章》、《公孙丑》篇同列，亦此例也；此则可谓穿凿而无理者矣。
就如其说，则《论语》篇有《泰伯》，古圣贤也。《尧曰》，古圣帝也。岂亦将推夫子为尧与泰伯之师乎？《微子》，孔子祖也。《微子》名篇，岂将以先祖为弟子乎？且诸侯之中，如齐桓、晋文，岂不贤于卫灵？弟子自是据同时者而言，则鲁哀与齐景亦较卫灵为贤，不应取此也。晏婴、蘧瑗，岂不贤于季氏？同在章中，何不升为篇首，而顾去彼取此乎？孟子之于告子，盖卑之不足道矣。乃与公孙、万章，跻之同列，则无是非之心矣。执此义以说书，无怪后世著书，妄拟古人而不得其意者，滔滔未已也。
或曰：附会篇名，强为标榜，盖汉儒说经，求其说而不免太过者也。然汉儒所以为此，岂竟全无所见，而率然自伸其臆欤？余曰：此恐周末贱儒，已有开其端矣。著书之盛，莫甚于战国；以著书而取给为于禄之资，盖亦始于战国也。故屈平之草稿，上官欲夺，而《国策》多有为人上书，则文章重，而著书开假借之端矣。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之篇，秦王见之，至恨不与同生，则下以是于，上亦以是取矣。求取者多，则矜榜起，而饰伪之风亦开。余览《汉。艺文志》，儒家者流，则有《魏文侯》与《平原君》书。读者不察，以谓战国诸侯公子，何以入于儒家？不知著书之人，自托儒家，而述诸侯公子请业质疑，因以所问之人名篇居首；其书不传，后人误于标题之名，遂谓文侯、平原所自著也。夫一时逐风会而著书者，岂有道德可为人师，而诸侯卿相，漫无择决，概焉相从而请业哉？必有无其事，而托于贵显之交以欺世者矣。《国策》一书，多记当时策士智谋；然亦时有奇谋诡计，一时未用，而著书之士，爱不能割，假设主臣问难以快其意。
如苏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，其明征也。然则贫贱而托显贵交言，愚陋而附高明为伍，策士夸诈之风，又值言辞相矜之际，天下风靡久矣。而说经者目见当日时事如此，遂谓圣贤道德之隆，必藉诸侯卿相相与师尊，而后有以出一世之上也。呜呼！此则囿于风气之所自也。假设问答以著书，于古有之乎？曰：有从实而虚者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，称述尧、舜、孔、颜之问答，望而知其为寓也；有从虚而实者，《屈赋》所称渔父、詹尹，本无其人，而入以屈子所自言，是彼无而屈子固有也，亦可望而知其为寓也。有从文而假者，楚太子与吴客，乌有先生与子虚也；有从质而假者，《公》、《谷》传经，设为问难，而不著人名是也。后世之士，词掞藻，率多诡托，知读者之不泥迹也。考质疑难，必知真名；不得其人，而以意推之，则称或问，恐其以虚构之言，误后人也。近世著述之书，余不能无惑矣。理之易见者，不言可也；必欲言之，直笔于书，其亦可也。作者必欲设问，则已迂矣；必欲设问，或托甲乙，抑称或问，皆可为也。必著人以实之，则何说也？且所托者，又必取同时相与周旋，而少有声望者也，否则不足以标榜也；至取其所著，而还诘问之，其人初不知也，不亦诬乎？且问答之体，问者必浅，而答者必深；问者有非，而答者必是。今伪托于问答，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，而以浅且非者予人也，不亦薄乎？君子之于著述，苟足显其义，而折是非之中，虽果有其人，犹将隐其姓名而存忠厚，况本无是说而强坐于人乎？诬人以取名，与动人以求利，问以异乎？且文有起伏，往往假于义有问答，是则在于文势则然，初不关于义有伏匿也；倘于此而犹须问焉，是必愚而至陋者也。今乃坐人愚陋，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，则是假推官以叶韵也。昔有居下僚而吟诗谤上官者，上官召之，适与某推官者同见。
上官诘之，其人复吟诗以自解，而结语云问某推官。推官初不知也，惶惧无以自白，退而诘其何为见诬，答曰：非有他也，借君衔以叶韵尔。
问难之体，必屈问而申答，固非义理有至要，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。
孟子拒杨、墨，必取杨、墨之说而辟之，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。故引杨、墨之言，但明杨、墨之家学，而不必专指杨朱、墨翟之人也。是其拒之之深，欲痛尽其支裔也。盖以彼我不两立，不如是，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。彼异学之视吾儒，何独不然哉？韩非治刑名之说，则儒、墨皆在所摈矣。墨者之言少，而儒则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皆为儒者所称述，故其历诋尧、舜、文、周之行事，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。故诸《难》之篇，多标儒者，以为习射之的焉。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，君子之所不屑较也。然而其文华而辨，其意刻而深，后世文章之士，多好观之。惟其文而不惟其人，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。
王充《论衡》，则效诸《难》之文而为之。效其文者，非由其学也，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；且其所诘，传记错杂，亦不尽出儒者也；强坐儒说，而为志射之的焉，王充与儒何仇乎？且其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诸篇之辨难，以为儒说之非也，其文有似韩非矣。韩非绌儒，将以申刑名也；王充之意，将亦何申乎？观其深斥韩推鹿马之喻以尊儒，且其自叙，辨别流俗传讹，欲正人心风俗，此则儒者之宗旨也。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？韩非宗旨，固有在矣；其文之隽，不在能斥儒也。王充泥于其文，以为不斥儒，则文不隽乎？
凡人相诟，多反其言以诟之，情也；斥名而诟，则反诟者必易其名，势也。
今王充之斥懦，是彼斥反诟，而仍用己之名也。
质性《洪范》三德，正直协中，刚柔互克，以剂其过与不及；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，聪明才力，无出于三者之外矣。孔子之教弟子，不得中行，则思狂狷，是亦三德之取材也。然而乡愿者流，貌似中行而讥狂狷，则非三德所能约也。孔、孟恶之为德之贼，盖与中行狂狷，乱而为四也。乃人心不古，而流风下趋，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，抑且伪狂伪狷者流，亦且乱四而为六；不特中行不可希冀，即求狂狷之诚然，何可得耶？孟子之论知言，以为生心发政，害于其事。吾盖于撰述诸家，深求其故矣。其曼衍为书，本无立言之旨，可弗论矣。乃有自命成家，按其宗旨，不尽无谓；而按以三德之实，则失其本性，而无当于古人之要道，所谓似之而非也。学者将求大义于古人，而不于此致辨焉，则始于乱三而六者，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。呜呼！质性之论，岂得已哉？《易》曰：“言有物而行有恒。”《书》曰：“诗言志。”吾观立言之君子，歌咏之诗人，何其纷纷耶？求其物而不得也，探其志而茫然也，然而皆曰，吾以立言也，吾以赋诗也。无言而有言，无诗而有诗，即其所谓物与志也。然而自此纷纷矣。
有志之士，矜其心，作其意，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。学必本于性天，趣必要于仁义，称必归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功必及于民物。是尧、舜而非桀、纣，尊孔、孟而拒杨、墨。其所言者，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求其所以为言者，宗旨茫然也。譬如《彤弓》、《湛露》，奏于宾筵，闻者似谓肄业及之也。或曰：宜若无罪焉。然而子莫于焉执中，乡愿于焉无刺也。惠子曰：“走者东走，逐者亦东走，东走虽同，其东走之情则异。”观斯人之所言，其为走之东欤？逐之东欤？是未可知也。然而自此又纷纷矣。豪杰者也，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，吾实有志焉，物不得其平则鸣也。观其称名指类，或如诗人之比兴，或如说客之谐隐，即小而喻大，吊古而伤时，嬉笑甚于裂眦，悲歌可以当泣，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。以谓贤者不得志于时，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。盖其旨趣，不出于《骚》也。吾读骚人之言矣：“纷吾有此内美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太史迁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，悲其志。”又曰：“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◆然泥而不滓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此贾之所以吊屈，而迁之所以传贾也；斯皆三代之英也。
若夫托于《骚》以自命者，求其所以牢骚之故而茫然也。嗟穷叹老，人富贵而已贫贱也，人高第而已摈落也，投权要而遭按剑也，争势利而被倾轧也，为是不得志，而思托文章于《骚》、《雅》，以谓古人之志也；不知中人而下，所谓“齐心同所愿，含意而未伸”者也。夫科举擢百十高第，必有数千贾谊，痛哭以吊湘江，江不闻矣；吏部叙千百有位，必有盈方屈原，搔首以赋《天问》，天厌之矣。孟子曰：“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也。”吾谓年骚者，有屈贾之志则可，无屈贾之志则鄙也。然而自命为骚者，且纷纷矣。
有旷观者，从而解曰：是何足以介也！吾有所言，吾以适吾意也。人以吾为然，吾不喜也；人不以吾为然，吾不愠也。古今之是非，不欲其太明也；人我之意见，不欲其过执也。必欲信今，又何为也？有言不如无言之为愈也。
是其宗旨盖欲托于庄周之齐物也。吾闻庄周之言曰：“内圣外王之学，暗而不明”也，“百家往而不反，道术将裂”也，“寓言十九，卮言日出。”然而稠适上遂，充实而不可以已，则非无所持，而漫为达观，以略世事也。今附庄而称达者，其旨果以言为无用欤？虽其无用之说，可不存也。而其无用之说，将以垂教欤？则贩夫皂隶，亦未闻其必蕲有用也。豕腹饕饕，羊角戢戢，何尝欲明古今之是非，而执人我之意见也哉？怯之所以胜勇者，力有余而不用也；讷之所以胜辨者，智有余而不竟也。蛟龙战于渊，而蚂蚁不知其胜负；虎豹角于山，而螾狸不知其强弱。乃不能也，非不欲也。以不能而托于不欲，则夫妇之愚，可齐上智也。然而遁其中者，又纷纷矣。
易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阳变阴合，循环而不穷者，天地之气化也，人秉中和之气以生，则为聪明睿智。毗阴毗阳，是宜刚克柔克，所以贵学问也。骄阳诊阴，中于气质，学者不能自克，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，则不如其不学也。孔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。”庄周、屈原，其著述之狂狷乎？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，不屑不洁之狷也；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而不傲倪于万物，进取之狂也。
昔人谓庄、屈之书，哀乐过人；盖言性不可见，而情之奇至如庄、屈，狂狷之所以不朽也。乡愿者流，托中行而言性天，剽伪易见，不足道也。于学见其人，而以情著于文，庶几狂狷可与乎！然而命骚者鄙，命庄者妄。狂狷不可见，而鄙且妄者，纷纷自命也。夫情本于性也，才率于气也。累于阴阳之间者，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。才情不离乎血气，无学以持之，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。陶舞愠戚，一身之内，环转无端，而不自知。苟尽其理，虽夫子愤乐相寻，不过是也。其下焉者，各有所至，亦各有所通。大约乐至沉酣，而惜光景，必转生悲；而忧患既深，知其无可如何，则反为旷达。屈原忧极，故有轻举远游、餐霞饮瀣之赋；庄周乐至，故有后人不见天地之纯、古人大体之悲；此亦倚伏之至理也。若夫毗于阴者，妄自期许，感慨横生，贼夫骚者也；毗于阳者，猖狂无主，动称自然，贼夫庄者也。然而亦且循环未有已矣。族子廷枫曰：“论史才史学而不论义德，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，前人自有缺义。此与《史德》篇，俱足发前人之覆。”黠陋取蒲于董泽，承考于《长杨》，矜谒者之通，著卜肆之应，人谓其黠也；非黠也，陋也。名者实之宾，徇名而忘实，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，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。太上忘名，知有当务而已，不必人之谓我何也。其次顾名而思义。天下未有苟以为我树名之地者，因名之所在，而思其所以然，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。
其次畏名而不妄为。尽其所知所能，而不强所不知不能。黠者视之，有似乎拙也；非拙也，交相为功也。最下徇名而忘实。
取蒲于董泽，何谓也？言文章者宗《左》、《史》。《左》、《史》之于文，犹六经之删述也。《左》因百国宝书，《史》因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及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诸记载；己所为者十之一，删述所存十之九也，君子不以为非也。彼著书之旨，本以删述为能事，所以继《春秋》而成一家之言者，于是兢兢焉，事辞其次焉者也。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，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；且其所本者，并悬于天壤，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，犹然各有其至焉。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。吾观近日乏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
传记之文，古人自成一家之书，不以入集，后人散著以入集，文章之变也。
既为集中之传记，即非删述专家之书矣；笔所闻见，以备后人之删述，庶几得当焉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窥见当世之学问文章，而不能无动矣，度己之才力，不足以致之；于是有见史家之因袭，而点次其文为传记，将以渊海其集焉，而不知其不然也。宣城梅氏之历算，家有其书矣；哀录历议，书盈二卷，以为传而入文集，何为乎？退而省其私，未闻其于律算有所解识也。
丹溪朱氏之医理，人传其学矣；节钞医案，文累万言，以为传而入文集，何为乎？进而求其说，未闻其于方术有所辨别也。班固因《洪范》之传而述《五行》，因《七略》之书而叙《艺文》。班氏未尝深于灾祥，精于校◆也；而君子以谓班氏之删述，其功有补于马迁；又美班氏之删述，善于因人而不自用也。盖以《汉书》为庙堂，诸家学术，比于大镛◆鼓之陈也。今为梅、朱作传者，似羡宗庙百官之美富，而窃取庭燎反坫，以为蓬户之饰也。虽然，亦可谓拙矣。经师授受，子术专家，古人毕生之业也；苟可猎取菁华，以为吾文之富有，则四库典籍，犹董泽之蒲也，又何沾沾于是乎？
承考于《长杨》，何谓也？善则称亲，过则归己，此孝子之行，亦文章之体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所称述，远矣。三代而后，史迁、班固俱世为史，而谈、彪之业，亦略见于迁、固之叙矣。后人乃谓固盗父书，而迁称亲善。
由今观之，何必然哉？谈之绪论，仅见六家宗旨，至于留滞周南，父子执手欷◆，以史相授，仅著空文，无有实迹。至若彪著《后传》，原委具存，而三纪论赞，明著彪说，见家学之有所接受；何得如人之所言，致启郑樵诬班氏以盗袭之嫌哉？第史迁之叙谈，既非有意为略；而班固之述彪，亦非好为其详；孝子甚爱其亲，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于书，必肖其亲之平日，而身之所际不与也。
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焉。其亲无所称述欤？阙之可也；其亲仅有小善欤？如其量而录之，不可略而为漏，溢而为诬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侈陈已之功绩，累牍不能自休，而曲终奏雅，则曰吾先人之教也；甚至敷张己之荣遇，津津有味其言，而赋卒为乱，则曰吾先德之报也。夫自叙之文，过于扬厉，刘知几犹讥其言志不让，率尔见哂矣。况称述其亲，乃为自诩地乎？夫张汤有后，史臣为荐贤者劝也；出之安世之口，则悖矣。伯起世德，史臣为清忠者幸也，出之秉、赐之书，则舛矣。昔人谓《长杨》、《上林》诸赋，侈陈游观，而末寓箴规，以谓讽一而劝百。斯人之文，其殆自诩百，而称亲者一欤？
矜谒者之通，何谓也？国史叙《诗》，申明六义。盖诗无达言，作者之旨，非有序说，则其所赋，不辨何谓也？今之《诗序》，以谓传授失其义，则可也；谓无待于序，不可也。《书》之有序，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当有篇目欤！今之《书序》，意亦经师授受之言，仿《诗序》而为者欤！读《书》终篇，则事理自见；故《书》虽无序，而书义未尝有妨也。且《书》故有序矣，训诰之文终篇记言，则必书事首简，以见训诰所由作。是记事之《书》无需序，而记言之《书》本有序也。由是观之，序之有无，本于文之明晦，亦可见矣。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树义之文，或出前人所已言也，或其是非本易见也，其人未尝不知之，而必为之论著者，其中或亦有微意焉，或有所托而讽焉，或有所感而发焉。既不明言其故矣，必当序其著论之时世，与其所见所闻之大略，乃使后人得以参互考质，而见所以著论之旨焉。是亦《书》序训诰之遗也。乃观论著之文，论所不必论者，十常居七矣，其中岂无一二出于有为之言乎？然如风《诗》之无序，何由知其微旨也！且使议论而有序，则无实之言类于经生帖括者，亦可稍汰焉，而人多习而不察也。至于序事之文，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。乃观后世文集，应人请而为传志，则多序其请之之人，且详述其请之之语。偶然为之，固无伤也；相习成风，则是序外之序矣。虽然，犹之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序人请乞之辞，故为敷张扬厉以谀己也。一则曰：吾子道德高深，言为世楷，不得吾子为文，死者目不瞑焉；再则曰：吾子文章学问，当代宗师，苟得吾子一言，后世所征信焉。己则多方辞让，人又搏颡固求。凡斯等类，皆入文辞，于事毫无补益，而借人炫己，何其厚颜之甚邪？且文章不足当此，是诬死也；请者本无是言，是诬生也。若谓事之缘起，不可不详，则来请者当由门者通谒，刺揭先投，入座寒温，包苴后馈，亦缘起也，易亦详而志之乎？而谓一时请文称誉之辞，有异于是乎？著卜肆之应，何谓也？著作降而为文集，有天运焉，有人事焉。道德不修，学问无以自立，根本蹶而枝叶萎，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。世事殊而文质变，人世酬酢，礼法制度，古无今有者，皆见于文章。故惟深山不出则已矣，苟涉乎人世，则应求取给，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，分则不能不出于文集。其有道德高深，学问精粹者，即以文集为著作，所谓因事立言也；然已不能不杂酬酢之事，与给求之用也，若不得为子史专家，语无泛涉也。其误以酬酢给求之文为自立而纷纷称集者，盖又不知其几矣。此则运会有然，不尽关于人事也。
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史学衰，而传记多杂出，若东京以降，《先贤》、《耆旧》诸传，《拾遗》、《搜神》诸记，皆是也；史学废，而文集入传记，若唐、宋以还，韩、柳志铭，欧、曾序述，皆是也。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，以尽其能事，亦当搜罗闻见，核其是非，自著一书，以附传记之专家；至不得已，而因人所请，撰为碑、铭、序、述诸体，即不得不为酬酢应给之辞，以杂其文指，韩、柳、欧、曾之所谓无可如何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度其文采不足以动人，学问不足以自立，于是思有所托以附不朽之业也，则见当世之人物事功，群相夸诩，遂谓可得而藉矣。藉之，亦似也；不知传记专门之撰述，其所识解又不起于韩、欧文集也，以谓是非碑志不可也。碑志必出子孙之所求，而入之子孙未尝求之也，则虚为碑志以入集，似乎子孙之求之，自谓庶几韩、欧也。夫韩、欧应人之求而为之，出于不得已；故欧阳自命在五代之史，而韩氏欲诛奸谀于既死，发潜德之幽光，作唐之一经，尚恨托之空言也。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，仰窥有余羡，乃至优孟以摩之，则是词科之拟诰，非出于丝纶，七林之答问，不必有是言也，将何以征金石，昭来许乎？夫舍传记之直达，而效碑志之旁通，取其似韩、欧耶？则是矉里也；取其应人之求为文望邪？则是卜肆也。昔者西施病心而矉，里之丑妇，美丽效之；富者闭门不出，贫者挈妻子而去之。贱工卖卜于都市，无有过而问者，则曰：某王孙厚我，某贵卿神我术矣。
俗嫌文字涉世之难，俗讳多也。退之遭李愬之毁，《平淮西碑》本未略李愬功。欧阳辨师鲁之志，从古解人鲜矣。往学古文于朱先生。先生为《吕举人志》，吕久困不第，每夜读甚苦。邻妇语其夫曰：“吕生读书声高，而音节凄悲，岂其中有不自得邪？”其夫告吕。吕哭失声曰：“夫人知我。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，我岂久不第乎？”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。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心，而当时以谓佻薄，无男女嫌，则聚而议之。又为某夫人志，其夫教甥读书不率，挞之流血。
太夫人护甥而怒，不食。夫人跪劝进食。太夫人怒，批其颊。夫人怡色有加，卒得姑欢。其文于慈孝友睦，初无所间；而当时以谓妇遭姑挞，耻辱须讳，又笞甥挞妇，俱乖慈爱，则削而去之。余尝为《迁安县修城碑文》，中叙城久颓废，当时工程更有急者，是以大吏勘入缓工；今则为日更久，记坏益甚，不容更缓。此乃据实而书，宜若无嫌。而当时阅者，以谓碑叙城之宜修，不宜更著勘缓工者以形其短。初疑其人过虑，其后质之当世号知文者，则皆为是说，不约而同。又尝为人撰《节妇传》，则叙其生际穷困，亲族无系援者，乃能力作自给，抚孤成立。而其子则云：“彼时亲族不尽穷困，特不我母子怜耳。今若云云，恐彼负惭，且成嫌隙。
请但述母氏之苦，毋及亲族不援。“此等拘泥甚多，不可更仆数矣。亦间有情形太遇，实难据法书者，不尽出拘泥也。又为朱先生撰《寿幛题辞》云：”自癸巳罢学政归，门下从游，始为极盛。“而同人中，有从游于癸巳前者，或愤作色曰：”必于是后为盛，是我辈不足重乎？“又为梁文定较注《年谱》云：”公念嫂夫人少寡，终身礼敬如母。遇有拂意，必委曲以得其欢。“而或乃曰：”嫂自应敬，今云念其少寡而敬，则是防嫂不终其节，非真敬也。“其他琐琐，为人所摘议者，不可具论，姑撮大略于此，亦可见文章涉世，诚难言矣。
夫文章之用，内不本于学问，外不关于世教，已失为文之质；而或怀挟偏心，诋毁人物，甚而攻发隐私，诬涅清白；此则名教中之罪人，纵幸免刑诛，天谴所必及也。至于是非所在，文有抑扬；比拟之余，例有宾主；厚者必云不薄。醇者必曰无疵。殆如赋诗必谐平仄，然后音调；措语必用助辞，然后辞达。今为醇厚著说，惟恐疵薄是疑；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，而诗句须用全仄全平，虽周、孔复生，不能一语称完善矣。嗟乎！经世之业，不可以为涉世之文。不虞之誉，求全之毁，从古然矣。读古乐府，形容蜀道艰难，太行诘屈，以谓所向狭隘，喻道之穷；不知文字一途，乃亦崎岖如是！是以深识之士，黯默无言。自勒名山之业，将俟知者发之，岂与容悦之流较甘苦哉！
针名名者，实之宾。实至而名归，自然之理也，非必然之事也。君子顺自然之理，不求必然之事也。君子之学，知有当务而已矣；未知所谓名，安有见其为实哉？好名者流，徇名而忘实，于是见不忘者之为实尔。识者病之，乃欲使人后名而先实也。虽然，犹未忘夫名实之见者也。君子无是也。君子出处，当由名义，先王所以觉世牖民，不外名教。伊古以来，未有舍名而可为治者也。何为好名乃致忘实哉？曰：义本无名，因欲不知义者由于义，故曰名义；教本无名，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，故曰名教。揭而为名，求实之谓也。譬犹人不知食，而揭树艺之名以劝农；人不知衣，而揭盆缲之名以劝蚕；暖衣饱食者，不求农蚕之名也。今不问农蚕，而但以饱暖相矜耀，必有辍耕织而忍饥寒，假借糠秕以充饱，隐裹败絮以伪暖，斯乃好名之弊矣。故名教名义之为名，农蚕也；好名者之名，饱暖也，必欲骛饱暖之名，未有不强忍饥寒者也。
然谓好名者丧名，自然之理也，非必然之事也。昔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实至而名归，名亦未必遽归也。天下之各，定于真知者，而羽翼于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。夫真知者，必先自知。天下鲜自知之人，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，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则多矣。似有知，故可相与为声名；实未深知，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。又况智干术驭，竭尽生平之思力，而谓此中未得一当哉？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时之名，犹好利者未必无一时之利也。且好名者，固有所利面为之者也。如贾之利市焉，贾必出其居积，而后能获利；好名者，亦必浇漓其实，而后能徇一时之名也。盖人心不同如其面，故务实者，不能尽人而称善焉。好名之人，则务揣人情之所向，不必出于中之所谓诚然也，且好名者，必趋一时之风尚也。风尚循环，如春兰秋鞠之互相变易，而不相袭也。人生其间，才质所优，不必适与之合也。好名者，则必屈曲以徇之，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。唇亡则齿寒，鲁酒薄而邯郸围，此言势存必至，理有固然也。
学问之道，与人无忮忌，而名之所关，伎忌有所必至也。学问之道，与世无矫揉；而名之所在，矫揉有所必然也。故好名者，德之贼也。
若夫真知者，自知之确，不求人世之知之矣。其于似有知实未深知者，不屑同道矣。或百世而上，得一人焉，吊其落落无与俦也，未始不待我为后起之援也；或千里而外，得一人焉，怅其遥遥未接迹也，未始不与我为比邻之洽也。以是而问当世之知，则寥寥矣，而君子不以为患焉。浮气息，风尚平，天下之大，岂无真知者哉？至是而好名之伎，亦有所穷矣。故曰：实至而名归，好名者丧名，皆自然之理也，非必然之事也。卒之事亦不越于理矣。
砭异古人于学求其是，未尝求异于人也。学之至者，人望之而不能至，乃觉其异耳，非其自有所异也。夫子曰：“俭，吾从众。泰也，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；有时而异于众，圣人之不得已也。天下有公是，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，圣人莫能异也。贤智之士，深求其故，而信其然；庸愚未尝有知，而亦安于然。而负其才者，耻与庸愚同其然也，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。譬如善割烹者，甘旨得人同嗜，不知味者，未尝不以谓甘也。今耻与不知味者同嗜好，则必啜糟弃醴，去脍炙而寻藜藿，乃可异于庸俗矣。
语云：“后世苟不公，至今无圣贤。”万世取信者，夫子一人而已矣。夫子之可以取信，又从何人定之哉？公是之不容有违也。夫子论列古之神圣贤人，众矣。伯夷求仁得仁，泰伯以天下让，非夫子阐幽表微，人则无由知尔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虽无夫子之称述，人岂有不知者哉？以夫子之圣，而称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不闻去取有异于众也。则天下真无可以求异者矣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至于声色臭味，天下之耳目口鼻，皆相似也。心之所同然者，理也，义也。然天下歧趋，皆由争理义，而是非之心，亦从而易焉。岂心之同然，不如耳目口鼻哉？声色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。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，无形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。故求异于人，未有不出于自用者也。治自用之弊，莫如以有据之学，实其无形之理义，而后趋不入于歧途也。夫内重则外轻，实至则名忘。凡求异于人者，由于内不足也。
自知不足，而又不胜其好名之心，斯欲求异以加入，而人亦卒莫为所加也。
内不足，不得不矜于外；实不至，不得不骛于名，又人情之大抵类然也。以人情之大抵类然，而求异者固亦不免于出此，则求异者何尝异人哉？特异于坦荡之君子尔。夫马，毛鬣相同也，龁草饮水，秣刍饲粟，且加之鞍鞯而施以钳勒，无不相同也，或一日而百里，或一日而千里。从同之中而有独异者，圣贤豪杰，所以异于常人也。不从众之所同，而先求其异，是必诡衔窃辔，碔砆噬龁，不可备驰驱之用者也。砭俗文章家言及于寿屏祭幛，几等市井间架，不可入学士之堂矣。其实时为之也。涉世不得废应酬故事，而祝嘏陈言，哀挽习语，亦无从出其性灵，而犹于此中斤斤焉，计工论拙，何以异于梦中之占梦欤？夫文所以将其意也，意无所以自申，而概与从同，则古人不别为辞，如冠男之祝，醮女之命，但举成文故牍而已矣。文胜之习，必欲为辞，为之而岂无所善？则遂相与矜心作意，相与企慕仿效，滥觞流为江河，不复可堙阏矣。夫文生于质也，始作之者，未通乎变，故其数易尽。沿而袭之者之所以无善步也，既承不可遏之江河，则当相度宣防，资其灌溉，通其舟楫，乃见神明通久之用焉。文章之道，凡为古无而今有者，皆当然也。称寿不见于古，面叙次生平，一用记述之法；以为其人之不朽，则史传竹帛之文也。挽祭本出辞章，而历溯行实，一用诔谥之意，以为其人之终始，则金石刻画之文也。文生于质，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，亦于世教未为无补。又何市井间架之足疑，而学士之不屑道哉？夫生有寿言，而死有祭挽，近代亡于礼者之礼也。礼从宜，使从俗，苟不悖乎古人之道，君子之所不废也。文章之家，卑视寿挽，不知神明其法，弊固至乎此也。其甚焉者，存祭挽而耻录寿言。近世文人，自定其集，不能割爱而间存者，亦必别为卷轴，一似雅郑之不可同日语也。汪钝翁以古文自命，动辄呵责他人，其实有才无识，好为无谓之避忌，反自矜为有识，大抵如此。此则可谓知一十而昧二五也。彼徒见前人文集有哀诔而无寿言，以谓哀诔可通于古，而祝嘏之辞，为古所无也。不知墓志始于六朝，碑文盛于东汉，于古未有行也。中郎碑刻，昌黎志铭，学士盛称之矣。今观蔡、韩二氏之文集，其间无德而称，但存词致，所与周旋而俯仰者，有以异于近代之寿言欤？宽于取古，而刻以绳今，君子以为有耳而无目也。必以铭志之伦，实始乎古，则祝嘏之文，未尝不始于《周官》，六祝之辞，所以祈福祥也。以其文士为之之晚出，因而区别其类例，岂所语于知时之变者乎？
夫文生于质。寿祝哀诔，因其人之质而施以文，则变化无方，后人所辟，可以过于前人矣。夫因乎人者，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；因乎事者，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。醮女之辞，冠男之颂，一用成文故典，古人不别为辞，载在传记，盖亦多矣。揖让之仪文，鼓吹之节奏，礼乐之所不废也。然而其质不存焉，虽有神圣制作，无取仪文节奏，以为特著之奇也。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，则概为之辞，所为辞费也。进士题名之碑，必有记焉；明人之弊，今则无矣。科举拜献之录，必有序焉。此则今尚有之。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，如贺表例。自唐、宋以来，秋解春集，进士登科，等于转漕上计，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。题名进录，故事行焉。
虽使李斯刻石，指题名碑。刘向奏书，指进呈录。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，别著一辞哉？而能者矜焉，拙者愧焉，惟其文而不惟其事，所谓惑也。成室上梁，必有文焉；婚姻通聘，必有启焉。
同此堂构，同此男女，虽使鲁般发号，高禖绍宾，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，别著一辞哉？而能者矜焉，拙者愧焉，惟其文而不惟其事，所谓惑也。而当世文人，方且劣彼而优此，何哉？国家令典，郊庙祝版，岁举常事，则有定式，无更张也；推恩循例，群臣诰敕，官秩相同，则有定式，无更张也；万寿庆典，嘉辰令节，群臣贺表，咸有定式，无更张也。圣人制作，为之礼经，宜质宜文，必当其可。文因乎事，事万变而文亦万变，事不变而文亦不变，虽周、孔制作，岂有异哉？
揖让之仪文，鼓吹之节奏，常人之所不能损者，神圣之所不能增；而文人积习相寻，必欲夸多面斗靡，宜乎文集之纷纷矣。《礼》曰：“君子未葬读丧礼，既葬读祭礼，丧复常读乐章。”丧礼远近有别，而文质以分，所以本于至情也。近世文人，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，葬亲堂祭之祭文矣，分赠吊客之行述矣。传曰：“孝子之丧亲也，哭不◆，礼无容，言不文，茕茕苫块之中，杖而后能起，朝夕哭无时。”尚有人焉，能载笔而摛文，以著于竹帛，何以异于苍梧人之让妻，华大夫之称祖欤？或曰：未必其文之自为，相丧者之代辞也。夫文主于质也，代为之辞，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。鸱鸮既处飘摇，不为碔砆之好音；鲋鱼故在涸辙，不无愤然之作色。虽代禽鱼立言，亦必称其情也。岂曰代为之辞，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？或谓代人属草，有父母者，不当为人述考妣也。颜氏著训，盖谓孝子远嫌，听无声而视无形，至谆谆也。虽然，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。嫌之大者，莫过君臣；周公为成王诏臣庶，则不以南面为嫌。嫌之甚者，莫过于男女；谷永为元帝报许后，即不以内亲为忌。伊古名臣，拟为册祝制诰，则追谥先朝，册后建储，以至训敕臣下，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，岂有嫌哉？必谓涉世远嫌，不同官守，乐府孤儿之篇，岂必素冠之棘人？古人寡妇之叹，何非须眉之男子？文人为子述其亲，必须孤子而后可；然则为夫述其妻，必将阉寺而后可乎？夫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君子弗为，盖以此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