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篇　卷十九

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班氏著志，牴牾者多。在于《五行》，芜累尤甚。今辄条其错缪，定为四科：一曰引书失宜，二曰叙事乖理，三曰释灾多滥，四曰古学不精。又于四科之中，疏为杂目，一作“志”，非。类聚区分。一作“别”。编之如后。
第一科引书失宜者，其流有四：一曰史记、《左氏》，交错相并；二曰《春秋》、史记，杂乱难别；三曰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；四曰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。
其志叙言之不从也，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，晋将有乱。又称宣公六年，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，欲为卿。案宣公六年，自《左传》所载也。夫上论单襄，则持史记以标首；下列曼满，则遗《左氏》而无言。遂令读者疑此宣公，亦旧作”上”。出史记；而不或作“下”，误。云鲁后，奠定何邦。是非难悟，进退无准。此所谓史记、《左氏》交错相并也。
《志》云：史记成公十六年，公会诸旧讹作“齐”。侯于周。案成公音，即鲁侯也。班氏凡说鲁之某公，皆以《春秋》为冠。何则？。《春秋》者，鲁史之号。言《春秋》则知公是鲁君。一作“公”。今引史记居先，成公在下，书非鲁史，而公舍鲁名。胶柱不移，守株何甚。此所谓《春秋》、史记杂乱难别也。
案班《书》为志，本以汉为主。在于汉时，直记其帝号谥耳。至于它代，则云某书、某国君，此其大例也。至如叙火不炎上，具《春秋》恒公十四年：次叙稼穑不成，直云严公原注：“严公”即“庄公”也。汉避明帝讳，故改曰“严”。注旧在后，今移置首见处。二十八年而已。夫以火、稼之间，别书汉、莽之事。年代已隔，去鲁尤疏。洎乎改说异端，仍取《春秋》为始，而于严公之上，不复以《春秋》建名。遂使汉帝、鲁公，同归一揆。必为永例，理亦可客。在诸异科，事又不尔。求之画一，其例无恒。一作“常”。此所谓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也。
案本《志》叙汉已前事，多略其书名。至于服妖章，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、佩之金玦.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，此二事之上，每加《左氏》为首。夫一言可悉，而再列其名，省则都捐，繁则太甚。此所谓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也。
第二科叙事乖理者，其流有五：一曰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；二曰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；三曰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；四曰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；五曰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。
《志》曰：《左氏》昭公十五年，晋籍谈如周葬穆后。既除丧而燕。《传》作“宴”，下同。叔向曰：王其不终乎！吾闻之，所乐必卒焉。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’，于是乎与丧宾燕，乐忧甚矣。礼，王之大经也。一动而失二礼，无大经矣，将安用之。案其后七年，王室终如羊舌所说，此即其效也，而班氏了不言之。此所谓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也。
《志》云：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九年，晋女齐语智伯曰：齐高子容、宋司徒皆将不免。子容专，司徒侈，皆亡家之主也。专则速及，侈则将以力毙。
九月，高子一作“止”。出奔北燕。所载至此，更无他说。案《左氏》昭公二十年，宋司徒奔陈。而班氏采诸本传，直写片言。阅彼全书，唯征半事。
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，有是有非；女齐之言，或得或失。此一多“明”字。所谓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也。
《志》云：成帝于鸿嘉、永始之载，好为微行，置私田于民间。谷永谏曰：诸侯梦得田，占为失国。而况王者蓄私田财物，为庶人之事乎。已下弗云成帝悛与不悛，谷永言效与不效。谏词虽具，诸一作”而”。事阙如。此所谓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者也。其述庶征之恒寒也，先云釐“釐”即“僖”。也，有原注，在《杂驳》篇。
公十年冬，大雨雹。今《志》作“雪”，疑唐初本作“雹”。随载刘向之占，次云《公羊经》曰“大雨雹”，续书董生之解。
案《公羊》所说，与上奚殊，而再列其辞，俱云“大雨雹”而已。一脱“已”字。又一改作“入”，非。此科始一脱”始”字，一作“又”字。言大雪与雹，继言殒霜杀草，起自春秋，讫一作“终”。乎汉代。其事既尽，仍重叙雹灾。
分散相离，断绝无趣。夫同是一类，而限成二条，二句指釐十年。首尾纷拏，而旧脱”而”字。章句错糅。此统指全文。此所谓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者也。
夫人君改元，肇自刘氏。史官所录，须存几例。案斯《志》之记异也，首列元封年号，不详汉代何君；次言地节、河平，具述宣、成二帝。原注：宣帝地节四年，成帝河平二年，其纪年号如此。武称元鼎，每岁皆书；原注：始云元鼎二年，又续云元鼎三年。案三年宜除元鼎之号也。哀曰建平，同年必录。原注：始云哀帝建平三年，续复云哀帝建平三年。案同是一年，宜云是岁而已，不当重言其年也。此所谓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者也。第三科释灾多滥者，一脱“者”字。其流有八：一曰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；二曰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；三，曰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；四曰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；五曰但伸解释，不显符应；六曰考核虽谠，义理非精；七曰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；八曰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。
《志》云：“史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九鼎震。”“是岁，韩、魏、赵篡晋而分其地，威烈王命以为诸侯。天子不恤同姓，而爵其贼臣，天下不附矣。”案周当战国之世，微弱尤甚。故君疑窃斧，台名逃债。正一有”可”字。比夫泗上诸侯，附庸小国者耳。至如三晋跋扈，欲为诸侯，虽假王命，实由己出。譬夫近代莽称安汉，匪平帝之至诚；卓号太师，岂献皇之本愿。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，坐贻妖孽，岂得谓此三字，一作“谓得”二字。“人之情伪，尽知之矣”一无“矣”字。者乎！此所谓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也。
《志》云：昭公十六年九月，大零。先是，昭母夫人归氏薨，昭不戚，而大一无“大”字，下同。蒐于比蒲。又曰：定公十二年九月，大雩。先是，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，二大夫围郓。案大旧衍“夫”字。蒐于比蒲，昭之十一年。城中城、围郓，定之六年也，其二役去雩，皆非一载。夫以国家恒一作“常”。事，而坐延灾告，岁月既遥，而方闻响一作“感”。应。斯岂非乌有成说，扣寂为辞者哉！此所谓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也。
《志》云：严公“严”谓“庄”，原旧注在此。七年秋，大水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，共杀桓公。严释父旧讹作“公”。仇，复娶齐女，未入而先与之淫，一年再出会，于道逆乱，臣下贱之之旧脱一“之”字。应也。又云：十一年秋，宋大水。董冲舒以为时鲁、宋比年有一作“为”。乘丘、鄑之战，百姓愁怨，阴气盛，故二国俱水。原注：谓七年鲁大水，今年宋大水也。案此说有三失焉。何者？严公十年、十一年，公败宋师于乘丘及口。夫以制胜克敌，策勋命赏，可以欢一无“以”字。“欢”，一作“祈”。荣降福，而反愁怨贻灾邪？其失一也。且先是数年，严遭大水，原注：亦谓七年。校其时月，殊在战前。而云与宋交兵，故二国大水，其失二也。况于七年之内。已释水灾，始以齐女为辞，终以宋师为应。前后靡定，向背何依？一作“倚”。其失三也。夫以一灾示眚，而三说竟兴，此所谓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一有“者”字。也。
其释“厥咎舒，厥罚恒燠”，以为其政弛慢，失在舒缓，故罚之以燠，冬而亡冰。
寻其解《春秋》之无冰也，皆主内失黎庶，外失诸侯，不事诛赏，不明善恶，蛮夷猾夏，天子不能讨，大夫擅权，邦君不敢制。若斯而已矣。次至武帝元狩照“志”改，旧作“元封”。六年冬，亡冰，而云先是遣卫、霍二将军穷追单于，斩首十余万级归，而大行庆赏。上又闵悔一作“恤”。勤劳，遣使巡行天下，存赐鳏寡，假一多“贷”字。与乏困，此二字，或作“之因”。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。郡国有以为便宜者，上丞相、御史以闻。于是天下咸喜。案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，其先猛后宽也如此，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，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！何得苟以无冰示灾，便谓与昔人同罪。矛盾自己，始末相违，岂其甚邪？此所谓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也。
《志》云：孝昭元凤三年，太山有大石立。睦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。
京房《易传》云：“太山之石颠而下，圣人受命人君虏。”又曰：石立于山，同姓为天下雄。案此当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。夫宣帝出自闾阎，坐登宸极，所谓“庶人受命”者也。以曾孙血属，上纂皇统，所谓“同姓一多“之”字，雄”者也。昌邑见废，谪居远方，所谓“人君虏”者也。班《书》载此征祥，虽具有剖析，而求诸后应，曾不缕陈。叙事之宜，岂其若是？苟文有所阙，则何以载一作“成”。言者哉，此所谓但申解释，不显符应也。
《志》云：成帝建始三年，小女陈持弓，年九岁，走入未央宫。又云：绥和二年，男子王褒入北司马门，上前殿。班《志》虽已有证据，言多疏阔。今聊演而申之。案女子九岁者，九一脱“九”字。则阳数之极也。男子王褒者，王则巨君之姓也。入北司马门上前一少”前”字。殿者，王莽始为大司马，至哀帝时就国。帝崩后，仍此官，因以篡位。夫人一无”人”字。入司马门而上殿，亦由作“犹”。从大一少“大”字。司马而升一作”登”。极。
灾祥示兆，其事甚明。忽而不书，为略何甚？此所谓解释虽谠，义理非精也。《志》云：哀帝建平四年，山阳女子田无啬怀妊，二字刘补。未生二字今依《志》补。二依《志》改。旧作“三”。月，儿啼腹中。及生，不举，葬之陌上。三日，人过闻啼声。母掘土收养。寻本《志》虽述此妖灾，而了无解释。案人从胞至育，含灵受气，始末有成一作“恒”，数，前后有定准。此何待言，毋乃累笔，至于一无“于”字。在孕甫尔，遽发啼声者，亦由作“犹”，下同。物有基业未彰，而形象已兆，即王氏篡国之征。生而不举，葬而不死者，亦由物有期运已定、非诛翦所平、即王氏受命之应也。又案班云一作“志”，下多“以”字。小女陈持弓者，陈即莽之所出；此语班《志》所有。如女子田无啬者，田故莽之本宗。此意班《志》未言，事既同占，言无一概。岂非唯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者乎？此所谓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也。当春秋之时，诸国贤俊多矣。如沙鹿《传》作“鹿”，《志》作“麓”。其坏，梁山云崩，鷁退蜚于宋都，龙交斗于郑水。或伯宗、子产，具述其非妖；或卜僵、史过，《传》作”周内史叔兴”。盛言其必应。盖于时有识君子，以为美谈。故左氏书之不利，贻厥来裔。既而古今路阻，闻见壤隔，至汉代儒者董仲舒、刘向之徒，始别构异闻，辅申它说。以兹后学，陵彼先贤，盖今谚所谓“季与厥昆，争知嫂讳”者也。“知嫂”五字，一作“私嫂者”三字，谬。原注：今谚曰：“弟与兄，争嫂字。”以其名鄙，故稍文饰之。
一失此注。而班《志》尚舍长用短，捐旧习新，苟出异同，自矜魁博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此所谓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也。
第四科古学不精者，其流有三：一曰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；二曰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；三曰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。
《志》云：庶征之恒一作“常”。风，刘向以为《春秋》无其应。刘歆以为釐十六年，《左氏传》释六鶂同“鹢”。退飞是也。案旧史称刘向学《谷梁》，一有“刘”字。歆学《左氏》。既祖习各异，而闻见不同，信矣。而周木斯拔，郑车偾济，风之为害，备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。向则略而不言，歆则知而不传。恐当作“博”。又详言众怪，历叙群妖。述雨牦为灾，而不录赵毛生地；书异鸟相育，而不载宋雀生鹯.斯皆见小忘大，举轻略重。盖学有不同，识无通鉴故也。且当炎汉之代，厥异尤奇。若景当作”武”。帝承平，赤风如血；于公在职，亢阳为旱。惟一作”在”。纪与传，各具其详，在于《志》中，独无其说者，何哉？此所谓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也。《左传》云：宋人逐猰《志》作“口”。狗，华臣出奔陈。又云：宋公子地旧误作“它”，下同。有白马，景公夺而朱其尾鬣。地弟辰以萧叛。班《志》书此二事，以为犬马之祸。原注：此二事是班生自释，非引诸儒所言。案《左氏》所载，斯流实繁。如季氏之逆也，由斗鸡而傅介；卫侯之败也，因养鹤以乘轩。曹亡首于获雁，郑弑旧作“杀”。萌于解鼋。郄传作“郤”。至夺豕而家灭，华元杀原作“煞”，一作“烹”。羊而卒奔。此亦一讹“言”。白黑之祥，羽毛之孽。何独舍而不论，唯征犬马而已。此所谓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也。
案《太史公书》自《春秋》已前，所有国家灾眚，贤哲占候，皆出于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者也。今班《志》所引，上自周之幽、厉，下终鲁之定、哀。
而不云《国语》，唯称史记，岂非忘本询末，逐近弃远者乎？此所谓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也。
所定多目，凡二十或讹“一十九”，或讹“二十九”。种。但其失既众，不可殚论。故每目之中，或时举一事。庶触类而长，他皆可知。又案斯志之作也，本欲明吉凶，释休咎，惩恶劝善，以戒将来。至如春秋已还，汉代而往，其间日蚀、地震、石陨、山崩、雨雹、雨鱼、大旱、大水，犬一作“鸡”，与注不应。豕为祸，桃李冬花，多一无“多”字。直叙其灾，而不言其应。
原注：载《春秋》时日蚀三十六，而二不言其应。汉时日蚀五十三，而四十不言其应。又惠帝二年、武帝征和二年、宣帝本始四年、元帝永光三年、绥和二年，皆地震。陨石凡十一。总不言其应。又高后二年，武都山崩。成帝河平二年，楚国雨雹，大如斧，蜚鸟死。成帝鸿嘉四年，雨鱼于信都，孝景之时，大旱者二。昭、成二代，大雨水三。河平元年，长安有如人状，被甲持兵弩，击之，皆狗也。又鸿嘉中，狗与豕交。惠帝五年十月，桃李花，枣实。皆不言其应也，此乃一作皆，非。鲁史之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之帝纪耳，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！昔班叔皮云：司马迁叙相如则举其郡县，著其字。此三字照班《传》补，旧脱，萧、曹、陈平之属，“陈平之属”四字，亦旧脱，照传补。否则萧、曹亦马迁并时矣。仲舒并时之人，不记其字，或县而不郡，盖有所未暇也。若孟坚此《志》，错缪殊多，岂亦刊削未周者邪？不然，何脱略之甚也。亦有穿凿成文，强生异义。如蜮之为惑，麋之为迷，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，溃旧作“崩”，误。七山者汉七国之象，叔服会葬，郕旧作“成”，非。伯来奔，亢阳所以成妖，郑易许田，鲁谋莱国，食苗所以为祸。诸如此比，一作“事”。其类弘多。徒有解释，无足观采。知音君子，幸为详焉。
五行志杂驳第十一鲁文公二年，不雨。班氏以为自文即位，天子使叔服会葬，毛伯赐命，又会晋侯于戚。上得天子，外得诸侯，沛然自大，故致亢阳之祸。案周之东迁，日以微弱。故郑取温麦，隐三。射王中肩。桓五。楚绝苞茅，僖四。观兵问鼎。宣三。事同列国，变《雅》为《风》。如鲁者、方大邦不足，比小国有余。安有暂降衰周使臣，遽以骄矜自恃，坐招厥罚，亢阳为怪。一无“为怪”二字。求诸人事，理必不然。天高听卑，岂其若是也。
《春秋》成公元年，无冰。班氏以为其时王札子一误作“子札”，下同。杀召伯、毛伯。案今《春秋经》札子杀毛、召，事在宣十五年。而此言成公时，未达其说。下去一讹作“云”。无冰，凡有三载。
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火。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弑君，楚严王原注：“严”即“庄”也。皆依本书不改其字。下同。托欲为陈讨贼，陈国辟门而待之，因灭陈。陈之臣子毒恨尤甚，极阴生阳，故致火灾。案楚严王之入陈，乃宣十一年事也。始有蹊田之谤，取愧叔时；一讹作“取讥隗叔”。终有封国之恩，见贤尼父。毒恨尤甚，其理未闻。又一脱“又”字。案陈前后为楚所灭者三，始宣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，次昭八年为楚灵王所灭，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。今董生误以陈次一脱“次”字。亡之役，是楚始灭之时，遂妄有占候，虚辨物色。寻昭之上去于宣，鲁易四公；一作“主”。严之下至于灵，楚经五代。虽悬隔顿别，而混杂无分。嗟乎！下帷三年，诚则勤矣。差之千里，何其阔哉！《春秋》桓公三年，日有蚀之，既。京房《易传》以为后楚严始称王，《志》无“始”字。此用师古《注》语。兼地千里。案楚自武王僭号。邓盟是惧，荆尸久旧讹“又”。传。亦用师古《注》语。历文、成、缪三王，一作“主”。方至于严。是则楚之为王，已四世矣，何得言严始称之者哉？又鲁桓公薨后，历严、闵、釐、文、宣，原注：“釐”即“僖”。皆依本书，不改其字也。下同。凡五公而楚严始作霸，安有桓三年日蚀而已应之者邪？
非唯叙事有违，亦自一无“自”字。占候失中者矣。
《春秋》釐公二十九年秋，大雨雹。刘向以为釐公末年，公子遂专权自恣，至于弑君，阴胁阳之象见。釐公不悟，遂后二年杀公子赤，立宣公。
案遂之立宣杀子赤也，此乃文公末代。辄谓僖公暮年，世实“世实”，一作“年世”。悬殊，言何倒错？
《春秋》釐公十二年，日有蚀之。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。案釐一无“案”字，一无“釐”字。十四年，诸侯城缘陵。《公羊传》曰：曷为城？杞灭之。
孰灭之？盖徐、莒也。如中垒所释，当以《公羊》为木耳。一作“尔”。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《公羊》所说，不如《左氏》之详。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九年，晋平公时，杞尚在云。“在”，一作“存”。旧赘二“云”字。
《春秋》文公元年，日有蚀之。刘向以为后晋灭江。案本《经》书文四年，楚人灭江。今云晋灭，其说无取。本《志》师古《注》亦云。且江居南裔，与楚为邻；晋处北方，去江殊远。称晋所灭，其理难通。
《左氏传》鲁襄公时，宋有生女子赤而毛，弃之堤下。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见而收之，因名曰弃。长而美好，纳之平公，生子曰佐。后宋臣伊一脱“伊”字。戾，谗太子痤一讹“座”。而杀之。原注：事在襄二十六年。先是，大夫华元出奔晋，原注：事在成十五年：华合比奔卫。原注：事在昭六年。刘向似为时则有火灾赤眚之明应也。案灾祥之作，将应后来：事迹之彰，用符前兆。如华元奔晋，在成十五年，参诸弃堤，实难符会。又合比奔卫，在昭六年，而与元奔，一作“华元奔晋”。俱云“先是”。惟前与后，事并相违者焉。
《春秋》成公五年，梁山崩。七年，鼷鼠食郊牛角。襄公十五年，日有蚀之。董仲舒、刘向皆以为自此前一无“前”字。后，晋为鸡泽之会，诸侯盟，大夫又盟。后为湨音读如“葛”。梁之会，诸侯一多“不”字。在而大夫独相与盟，君若缀旒，不得举手。又襄公十六年五月，地震。刘向以为是岁三月，大夫盟于口梁，而五月地震矣。又其二十八年春，无冰，班固以为天下异者。襄公时，天下诸侯之大夫，皆执国权，君不能制，渐将日甚。原注：《谷梁》云：“诸侯始失政，大夫执国权。”又曰：诸侯失政，大夫盟。
政在大夫，大夫之不臣也。案春秋诸国，权臣可得言者，如三桓、六卿、田氏而已。如鸡泽之会、口梁之盟，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？然而《谷梁》谓一作“为”。大夫不臣，诸侯失政。《谷梁传》作“正”，前注同。讥其无礼自擅，在兹一举而已。非是如一作“知”，非。“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”，相承世官，遂移国柄。若斯之失也，若董、刘之徒，不窥《左氏》，直凭二传，遂广为它说，多肆奓陟加切。或误作“大多”二字，或改作“侈”，并非。言。仍云“君若缀旒”，“臣将日甚”，何其妄也。《春秋》昭十七年六月，日有蚀之。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，晋国象也。
晋厉公诛四大夫，失众心，以弑死。后莫敢复责一有“其”字。大夫，六卿遂相与比周，专晋国，晋君还事之。
案一脱“案”字。晋厉公所尸唯三郤耳，何得云诛四大夫者哉？又州满既死，原注：今《春秋。左氏》本皆作“州蒲”，误也。当为州满，事具王劭《续书志》。悼公嗣立，选六官者皆获其才，一作“事”。逐七人者尽当其罪。以辱及扬干，将诛魏绛，览书后悟，引愆授职。此则生杀在已，宠辱自由。故能申五利以和戎，驰三驾以挫楚。威行夷夏，霸复文、襄。而云不复责大夫，何厚诬之甚也。自昭公谓晋昭公，已降，晋政多门。如以君事臣，居下僭上者，此乃因昭之失，渐至陵夷。匪由惩厉之拭，自取沦辱也。岂可辄持彼后事，用诬先代者乎？
哀公十三年十一月，有星孛于一无“于”字。东方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周之十一月，夏九月，日在氏。出东方者，轸、角、亢也。或曰：角、亢，大国之一无“之”字。象，为齐、晋也。其后田氏篡齐，六卿分晋。案星孛之后二年，《春秋》之《经》尽矣。又十一年，《左氏》之《传》尽矣。自《传》尽后八十二年，齐康公为田和所灭。又七年，晋静公为韩、魏、赵所灭。上去星孛之岁，皆出百余年。辰象所缠，氛祲所指，着一作“共”。相感应，何太疏阔者哉？且当《春秋》既终之后，《左传》未尽之前，其间卫弑君，越灭吴，鲁逊越，旧衍“云云”二字。贼臣逆子破家亡国者多矣。此正得东方之象，大国之征，何故舍而不述，远求他代者乎？又范与中行，早从殄灭。智入战国，继踵云亡。辄与三晋连名，总以六卿为目，殊为谬也。
寻斯失所起，可以意恻；何者？二传所引，事终西狩获麟。《左氏》所书，语连赵襄灭智。汉代学者，唯读二传，不观《左氏》。故事有不周，言多脱略。且春秋之后，战国之时，史官阙书，年祀难记。而学者遂疑篡齐分晋，时与鲁史相邻。故轻引灾祥，用相符会。白圭之玷，何其甚欤？
《春秋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，陨霜不杀草。其下刘向占牵及三家逐昭公之文。成公五年，梁山崩。刘向占亦及三家逐鲁昭。七年，鼷鼠食郊牛角。
刘向以似脱“为”字。其后三家逐鲁昭公，卒死于外之象，单述一占，括上三灾。案干侯之出，事由季氏。孟、叔二孙，本所不预。况昭子以纳君不遂，发愤而卒。论其义烈，道贯幽明。定为忠臣，犹且无愧；编诸逆党，何乃厚诬？夫以罪由一家，而兼云二族，以此题目，何其滥欤？《左氏传》昭公十九年，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。刘向以为近龙孽也。
郑，小国，摄乎晋、楚之间，重以强吴，郑当其冲，不能修德，将斗三国，以自危亡。是时，子产任政，内惠于民，外善辞令。以交三国，郑卒亡患，此能以德销灾之道也。案昭之十九年，晋、楚连盟，干戈不作。吴虽强暴，未拢诸华。郑无外虞，非子产之力也。又吴为远国。僻在江于，必略中原，当以楚、宋为始。郑居河、颍，地匪夷庚，谓当要冲，殊为乖角。求诸地理，不其爽欤？
《春秋》昭公十五年六月，日有蚀之。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，晋国象也。
又云：旧作“云云”，误。“日比再蚀，其事在《春秋》后，故不载于《经》。”
案自昭十五旧作“四”，误。年，迄于获麟之岁，其间日蚀复有九旧误“七”，下同。焉。事例本《经》，披文立验，安得云再蚀而已，又在《春秋》之后也？且观班《志》编此九蚀，其八旧误“六”。皆载董生所占。复不得言董以事后《春秋》，故不存编录。再思其语，三覆所由，斯盖孟坚之误，非仲舒之罪也。
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火。刘向以为先是陈侯之弟招杀陈太子偃师，楚因灭陈。《春秋》不与蛮夷灭中国，故复书陈火也。案楚县中国以为邑者多矣，如邑有宜见于《经》者，岂可不以楚为名者哉？盖当斯时，陈虽暂亡，寻复旧国，故仍取陈号，不假楚名。独不见郑裨灶之说乎？裨灶之说一脱此五字。斯灾也，曰：“五年，陈将复封。封五十二年而遂亡。”此其效也。一脱此四字。自斯而后，若颛顼之墟，宛丘之地，如有应书于国史者，一无“者”字。岂可复谓之陈乎？